■杨剑敏(江西·作家)

文学对我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启蒙始于我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利用一本字典读完了几部繁体字竖排本的古典小说，其中包括后来被我个人奉为天下第一的《水浒传》，但那时候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传奇故事来读。《水浒传》的伟大是我在后来每年重读一次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的。而真正第一次用文字震撼我的灵魂，让一个少年觉得文学高于一切的，是《鲁迅全集》。

我无法说出是鲁迅的哪一篇文章最初震撼了我：假如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一个决定我一生的时刻，我一定会牢牢记住它的。但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仍处于混沌未开的状态，我甚至还没有学会写日记，更没有料到人生中竟会有启蒙的瞬间。我没有像某些大人物那样记下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必将留在历史上，而我连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这一点都还没领悟到。我肯定没有按顺序从《鲁迅全集》的第一卷读起，这不像是我的阅读习惯。我也不习惯从一本书的第一页读起，因此，启蒙的具体情形的确是无法可考了。或许启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解释影响我一生的为什么是一套几十卷的《鲁迅全集》，而不是他的某一本书。

那时候我住在宜春郊外的袁山半坡上，离唐朝宰相李德裕读书的化成岩几步之遥，那是一个宁静的地方，无疑也是一个适宜读书的地方，不过那个时代可供人读的书实在并不多。而我正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我就像某个藏书家所说的，“连地上的一片有字的纸也会捡起来读一读”。我寻找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我家的对面就是当时的地区文联的办公楼，一座两层的朴素的建筑，一楼中间的弧形房间里，有两排书架———它就算是文联的资料室了。现在回想起来，它是多么的简陋，但二十多年前，那里是我的天堂。我常常长时间地泡在那里，隔着书柜的玻璃门贪婪地搜寻我想看的书。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借那些儿童文学著作（在我的记忆中那里面的确是有这一类书的）。我借的多半是古典小说，也借过一些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不过我还看不懂。作为资料室的常客，文联的工作人员都是极熟的，我在那儿几乎完全自由。

一天，我看到靠窗的那个书柜的玻璃破了一块：一个巴掌大小的洞。我试着伸手进去，发现这个洞的大小正好够把一本书掏出来，而这本书正好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黄绿色的封面，鲁迅的侧面浮雕头像。我喜欢它朴素的装帧，里面的繁体字也使我更有兴趣阅读，仿佛繁体字本身就显得比简体字书籍更高深莫测似的。我将它拿回了家，读完以后，我又将它送回了那个书柜的破洞里，同时将它挪动了一下，把挨着它的那一本书掏了出来。每次房间里都有人，但谁也没有感到惊讶，一切都仿佛自然而然，也许她们早已习惯了我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其实我可以叫工作人员打开那个柜子任意地挑选，但我似乎迷上了这种艰难的取书过程，它使得随后的阅读显得更为有趣、迫切和珍贵。每次我需要将手更深更远地伸入那个洞中，以便将更远处的书挪换到洞口来。就这样我读完了这一排的十来本书，直到我的手再也够不着更远的书为止。鲁迅让我着迷，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只想看他的书了，我甚至模仿他的文风写作文。不久，资料室工作人员为我打开柜子，一整套精装的《鲁迅全集》赫然出现在我面前，它们比那些从破玻璃洞中取出的鲁迅著作要气派得多了。我分几次借阅了这整套书，我读了这套书的每一个字，连注释都没放过。鲁迅的文字有一种无法企及的魔力，即使是片言只语，一篇短简，一张字条，也会让我读得津津有味。我想，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气质，当他的文字具有这种气质时，就会是字字珠玑。多年之后，当我能称得上博览群书时，我发现只有尼采和博尔赫斯两人也具有同样的气质，同样的令每一个字都变得趣味无穷的魔力。以我当时的年龄，我肯定不会理解鲁迅复杂而伟大的意义，但他的这种施加于文字之上的魔力，完全彻底地征服了我：一个人竟然可以仅仅靠文字就超越一切，像神一样飞翔于高不可及的天穹！毫无疑问，写作，只有写作，才值得成为一个人的事业。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确定了道路。

二十多年来，我陆续拥有了一些新的神灵：尼采、博尔赫斯、杜拉，等等。我的阅读兴趣也日渐转向历史学。但当我再一次面临这个问题（每个作家都曾经或必将回答的问题）时，我反复思考掂量，最终仍然只能确定：是鲁迅，是这个人的全部著作，成了我生命中的最初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