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上世纪80年代以《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20年来笔耕不辍，“日写五千文字”，被称为中国文坛“常青树”，江西文坛的“领袖”；近年其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成长进行了精当描述”，“表达了消费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性割裂与精神‘沙化’的深切忧虑”。2005年初，陈世旭连续推出两部表达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长篇巨著——《边唱边晃》（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无疑是江西文坛的一大盛事。5月16日，记者专访了他。

知识分子的表情就是国民的表情

陈世旭仍然是那么“帅气”，在记者见过的男作家里面，他可能是最有风度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声总是有点“如雷贯耳”，无论是在认识之后，还是在认识他之前。一方面，他可能是江西以作品在全国成名“最早、最彻底”的作家，另一方面，他以每年三四部中篇、三年一部长篇在全国主流刊物发表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其间获得的好评与奖项让人时常听到或看到“陈世旭”。加上现实中他“傲气”、“爱憎分明”的性格，使得“陈世旭”三字听去有那么一股力量与霸气——而在采访尾声请他用一个短句概括自己的一生与写作时，他技巧地停了停（目光锐利而自信地盯着我），约摸过五六秒之后才说：“陈—世—旭！”

五月的天有点沉闷，我们的话题从他新近的两部作品开始。

记者：今年连续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是巧合，还是本来就在计划中？

陈世旭：两部作品一同出版，相信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检视与自省。应该说是一种巧合吧，因为京沪两家不同的出版社热情采纳，使得两部小说在这个艳阳的五月一同与读者见面。

记者：新作《边唱边晃》中省作协主席郑子健是一个“清高硬气，从不趋炎附势，说话直率，宁折不弯，眼里掺不得沙子”的人，这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

陈世旭：不能这么说。虽然我写小说都是真实的人和事，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小说是可以一个人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肯定不是生活的原形。

记者：《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是个什么故事？

陈世旭：写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故事。

主要人物陈火林由一个中学教师进入乡、县、省级单位担任领导干部，整个过程充满了灵魂的内在冲突。

其中的“省学总”“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有靠玩权术、耍阴谋爬上领导岗位的，有在别人科研论文上署名获评研究员职称的人物，也有打着金字招牌摆小摊，偷税漏税，拒交提成，只顾个人口袋装满的人物。作为一个学术殿堂，竟无学术可言，而“那一大堆老老少少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一个个都自以为是旷世的世星泰斗”。

记者：这仿佛展示了一幅现代世态风俗画，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

陈世旭：我曾说，任何意识，它物化的结果其实都是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哪怕是农民意识。实际上是知识分子最先表现农民意识的，因为农民是不会去表现自己的意识的。

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社会的影子，知识分子是最终的立言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表情，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表情。所以去表现知识分子，就是表现中国人民的内心。这也是我多年来始终写作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原因。

记者：我知道，你的作品是以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成长与精神向度为多的，早年的《裸体问题》、《世纪神话》，包括新近的《边走边唱》、《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均是如此，你是否感到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与使命感？

陈世旭：当然。一个国家跨入新时代的时候，能不能形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质如何，渗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成色，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在当前，知识分子就处在特殊身份阶段，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人文知识分子是“最失落、最为尴尬的一群”。

写作是生活的必须方式

记者：我知道，在你这个年龄层次，算是非常勤奋的作家，据说一天要写五千字，请谈谈你现在的写作习惯？

陈世旭：时至今日，我依旧保持着传统农民的作息方式：晚饭后约8点上床，不到10点已经入睡，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7点前折腾出一身汗，早饭后开始爬格子，中午做饭吃饭午睡，下午又是爬格子，直到做晚饭吃晚饭。

早上5点那段时间对我最重要，因为那时我开始在床上打腹稿，一天要写什么，怎么写？我都会在翻来覆去中想好。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除了写作，还有什么？

陈世旭：除了写作还是写作。我想说明的是，除了吃喝拉撒睡和写作，我事实上已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对我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种必须方式，是活着的一个必要证据。它是我的爱好，也是我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

在当今物化的时代，我很安于自己的这种写作，且视其为精神上的一种优越。因为在人们精神普遍“沙化”的时代，要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并不容易，而我找着了，我写着，我活着，这个事实让我愉快。

记者：写作是否在内心获得一种自满？陈世旭：当然。写作的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凭借直接和间接的经验重新打造一个合乎自己愿望的世界，等于上帝创世纪；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惩恶扬善，一切可以由自己说了算；还可以文字组织由混乱到清晰，由繁杂到简洁，乃至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可以与活着的人对话、辩论，而这种对话和辩论与口头上的辩论是多么的不同。

记者：我知道你性格中有“疾恶如仇、刚正不阿”部分，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否也将它表达到作品中去？

陈世旭：的确，是这样的。年轻的我更显得锋芒毕露，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说成熟了也好、练达了也好，现在没以前那么有锋芒了。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但这可能不好，尤其是作为一个作家。不过在小说中我仍可“为所欲为”，这也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权”与快乐。

记者：写作这么多年，在创作手法与技法上有什么体会？

陈世旭：创作手法与语言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语言可能过于朴素，小说表现的手法过于单一。但我个人，对小说作为艺术形式的理解至今没有发生变化，小说，它就是小说。谈到语言，从本质上讲，语言其实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外化，如果这些东西没发生变化，那么对小说的认识也不会发生变化。如今，我唯一的变化是我的语言更精炼了一些，有些话深刻了一些。我始终将语言当作文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冯梦龙的一句话至今被我视为“金科玉律”，那就是：“话必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我觉得语言永远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壁垒。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将语言构建成一个迷宫，我不擅长那样。

会一辈子从事文学事业

记者：你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陈世旭：我初中毕业以后（1964年），插队8年，在县委宣传部、县文化馆分别做了4年的新闻报道和文化干部，后改写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就是当年创作的，在《小镇上的将军》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调入南昌，由省作协副主席干到了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和文联主席。

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这给我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是个很大的鼓励。在初中时我们就在学校组织文学社团，诗、散文成为我早期的文学练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隐隐地感到：我是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这件事的人，我会一辈子从事文学事业，文学是我的宿命。

记者：作为一个直接取材于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写作是否受到现实的干扰？

回答这个问题时，陈世旭显得很幽默，他说：“写一个人物，以前以为‘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就会没事，现在看来，有些乐观了。而今的情形是，说不定浙江、北京、山西的人会一起跳起来兴师问罪。甚至与浙、京、晋毫无干系的湘、鄂、赣或陕、甘、宁也会有义士过境奋起。写了电灯泡，先前只有瘌痢头不依不饶，而今连只是开始脱发远未及秃顶的人也会大光其火。”

记者：写作这么多年，对以前的文和事怎么看？

陈世旭：很多以前的文友，下海的下海，成业的成业，多年来，大家各忙各的，来往无多。有的偶尔相遇，已成路人；有的已成大家，我只能是一面不胜羡慕，一面自愧弗如；像我这样良不良莠不莠龟缩一隅，应该早被春风得意的时代骄子们遗忘了。

记者：在当下，中国作家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将写作坚持下去？

陈世旭：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文以载道”。单就小说来讲，从明清到五四，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它的高潮是梁启超，梁启超说“小说就是革命”，是革命的工具，这在当时影响很大。那时鲁迅提出了小说“为人生”写作的观点，尽管他的诸多小说是“为时代、为社会”写作的。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负责任的作家在骨子里，就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记者：你如何看待江西作家的秉赋与现状？

陈世旭：我觉得江西作家还是比较稳健，观念上比较保守。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平稳，缺点就是缺少创造性。简介：

陈世旭，南昌人。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陈世旭卷》、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等。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分获1979、1984、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以及首届鲁迅文学。现为江西省文联、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