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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愁拿掉 我仍很多彩
大江网 2010-01-08 11:21

  作者:李怀宇

  我到高雄中山大学,先见了校长杨弘敦先生,言谈中得知学校尊余光中为“校宝”。第二天来到余光中先生的研究室,窗外是西子湾海景,美得让人心醉。我的第一个问题和许倬云先生有关,余光中先生顿时兴奋起来了,脸上洋溢着笑意。

  罗大佑弹吉他唱《乡愁》

  许倬云先生曾告诉我:“光中的第一本诗集是我写的序。”而我到高雄前,细读了傅孟丽写的《余光中传》,书中说:“为《舟子的悲歌》写第一篇书评的人是历史学家许倬云。他以‘卓人’的笔名,写了《〈舟子的悲歌〉读后》,盛赞这本诗集是‘自由中国的幸运’、‘是台大的光荣’、‘是一本兼融旧诗与西洋诗的新诗集’。当时许倬云和於梨华同班(比余光中低一班) ,也热衷写诗,读了余光中的诗集,热情洋溢地为他写书评,发表在《公论报》上。对于写作生涯中这第一篇书评,余光中一直感念不忘。”大概从来没有人一上来就问这样一个疑问,余光中笑答:“他大概记错了。我那本最早的诗集出来,他写了一篇小小的书评,大概1500字左右,登在报上。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学是同学。”

  虽然见识了高雄迷人的海岸线,我还是很好奇:“您为什么选在高雄定居?这里可没什么文化人聚居。”余光中说:“我在高雄住了二十四年,高雄气候比台北好,比较干爽,学校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就不走了。我早退休了,学校给我一个研究室,有专用的助理帮我处理稿件,有车库。现在交通方便,两岸也很自由,我去大陆也很方便。尤其三通之后,访问的人就多了,像杨澜、白岩松都来这里访问过我。”

  余光中介绍现在的日常生活:“我住在校外,每天开车来学校,写文章一般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看日剧韩剧,是消遣。我前段也看大陆的清宫戏,《雍正王朝》就拍得很好。历史剧虽然也不是历史,但还有一个格调,看起来不错。前年,上海电视台有个文化艺术频道,请了很多人去,焦晃陪我上台,罗大佑弹吉他唱《乡愁》。”

  话题中偶尔也涉及台湾政治,余光中说:“这个岛住久了也就众声喧哗,充耳不闻就是了。”又谈起一些人从文学投向政治,后来又离开政治,回归文坛。“说明文化比政治要持久吧。政治一般都是十年一变,文化是持久的。但是性急的人会投入政治,想赶快改造现实。”

  “好好看中文长什么样子”

  研究室中挂有几幅画作,余光中笑道:“我对绘画很感兴趣,在美国修过现代艺术,早年也翻译过《梵谷传》。我也很喜欢音乐,对‘披头四’很入迷。”我接话:“您的叔父余承尧是有名的画家。”余光中说:“我叔父余承尧到晚年被人发现了,他现在的画在拍卖场上是几百万元。其实他是自学成名,他并不学哪个画派,就是有兴趣画出一个境界来。台湾的南管也是余承尧播的种,江南有昆曲,闽南有南管,就是南音,很高妙的。”

  我见墙上有刘国松的画作,便说:“您对推动刘国松的绘画可是不遗余力。”余光中说:“那是同仇敌忾,我们都在掀起现代文艺运动,现代诗人能写文章,画家比较拙于文笔,我们常常帮他们鼓吹。他们要进军国际,我们就帮他们翻译。我和刘国松最熟悉,他画画是两大风格,早期半抽象的山水,画得很灵活,没有具象的拘谨,也没有纯抽象的空洞。他的半抽象烟云缭绕,很有气魄,很有情韵。到了后来进入太空时代,他就经营圆球。这两种风格的变调,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贡献的画家。”

  问起最近的创作,余光中答道:“台湾‘大哥大’电信公司为了鼓吹大家发短信,每年有个征文比赛,我和张晓风、张大春、蒋勋当评审,让我示范写一则短信。我还交了一篇稿件,讲文章、诗,以短取胜。”我问:“各种电子媒体那么发达,对文学影响大吗?”余光中说:“年轻人都不看报刊,这个影响很大。报刊逐渐式微,你看台湾的《中国时报》已经转手给旺旺了。我们这个时代,读者越来越少,听众观众越来越多,因为在网络上虽然也算是读者,毕竟是看图听声音很多,一个人专心看书的场合越来越少了。我希望能把读者拉回来读书。现在都是打字,不是在写,所以别字也多,字也写得越来越难认。我教翻译的时候,中翻英,英翻中,就让他们拿稿纸来,一个一个写正体字,我说:‘这是你们一辈子最后一次好好看中文长什么样子。’我不上网,不用手机。”

  日落之时,余光中开车送我下山,沿着西子湾欣赏夕阳无限好,一路向我问起许倬云等故交的近况,他们老朋友也好久没有见面了。临别时,余光中说要去车站接女儿回家过节,原来翌日便是端午节。

  好诗要有点文化内涵

  时代周报: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看了胡适先生的故居。你和他的交往是因为翻译《中国新诗选》的缘故?

  余光中:我把台湾的某些新诗翻译成英文,这本《中国新诗选》出版时,胡适先生出席了茶会,以新诗鼻祖身份发表谈话,大概十几分钟。罗家伦先生也参加了,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我们学生只记得他是五四时候的学生领袖。

  时代周报:你2009年五四时在《联合报》发表的纪念文章,看法和一般人不大一样。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好像台湾比较安静,大陆却如火如荼。

  余光中:台湾某些风气是相当封闭的,对于五四漠不关心,什么都无所谓。胡适在五四的主张,赛先生到处受欢迎,德先生不是真正受欢迎。台湾表面上很民主,但实质不是。

  时代周报:大陆上曾经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这个论题,有学者就指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可能会是胡适的世纪。

  余光中:20世纪在大陆或许是鲁迅的世纪,但台湾不是。虽然鲁迅的胆识、才学都很好。说到小说的艺术,我们认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都不见得比鲁迅差,学者夏志清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鲁郭茅巴老曹”一说,台湾没那么定。张爱玲人缘并不好,她性格古怪,又没有在台湾住过,但是台湾很多作家都佩服她,受她影响。

  时代周报: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胡适先生提倡新诗,到现在九十余年了,你是重要的新诗人,觉得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到现在成功了吗?

  余光中:季先生的见解,我觉得也不完全如此。胡适一马当先,因为要提出白话文学,所以就回过头去整理中国文学史,想让白话起来担当重任,就一直追溯到宋的话本、旧小说,六百年前的《水浒传》、《西游记》。新诗在早年叫做白话诗,还是白话运动的一环。小说就不大一样,六百年前就有白话小说,五四的时候用白话来写小说,语言的跳跃不是那么大,诗变得比较多了。

  梁启超是更早一点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到了后来,变成文白交融的新文体,胡适完全变成了白话。到底“我手写我口”还是有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写的就是诗,好一点的诗,还是要有文化的内涵,或许更有文言基础在后面撑着。

  时代周报:比如说呢?

  余光中:我自己就是,我写诗歌、写散文,“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但是写到一个程度,我需要浓缩,需要组织,就用文言。我相信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好的语言,但是文白相济,文白交融,那个语境比较立体,更多弹性,更多变化。

  散文里的大师是幻觉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白话散文与新诗的成就问题?

  余光中:新诗平均的成就确实并不高,我最近的文章也有讲,拿新诗和水墨画的成就来对比。水墨画是从吴昌硕、齐白石到李可染,成就很大。新诗里面,好的和坏的落差很大。散文写的人很多,散文有些大师,其实是幻觉,像朱自清,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他是散文大师,其实是没有深入地看那件事情,他并不是很努力经营这个文体,因为他的《荷塘月色》和《背影》在教科书里一直放着几十年,大家就觉得他是大师。民初的作家产量都很少,有的是因为寿命的关系,有的是因为时代动乱,有的是因为后来做学者了,追求别的东西。胡适一开始是学者,他不可能全副精力写新诗。

  时代周报:我一直觉得跟台湾很有关系的散文家,你和陈之藩、王鼎钧三位的散文非常有特色。

  余光中: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他的文字其实很平实,也颇清爽。

  王鼎钧除了写人生百态,写自己的遭遇外,他的风格很老练,老吏断狱,简洁有力,对人情世故看得很通达。他的人,朴素刚毅。

  时代周报:你的散文,文字上很精致,但思想上是不是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形成互补?

  余光中:对,因为我不是一个思想家,并没有一套文化的价值要推销、发扬。我的散文写我的生活经验、美感经验尤其多。我的评论文里面有很多比喻,有很多美文的成分,和一般的评论文不大一样。所以,评论和抒情散文之间有相当重叠的地方。我早期的散文美文多,后来的则是情趣比较多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可是,我的中心思想是中文的承先启后,虽然对古典要回顾,但是也要把它往前推。我引外国作家的话也不少,英文的观念、说法也不少。所以调和古今,调和中西,也是我下笔的一个方向。

  乡愁遮住了我整个人

  时代周报:我在纽约和王鼎钧先生谈到一个“紧”的问题。我也觉得你有一些散文有点紧的感觉,太讲究结构文辞,谋篇布局,太完美了。

  余光中: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也认为我对结构照顾得还不够。我写得紧是一个反动,民国初年的散文不够紧,大白话。我中年的一些文章没那么紧。早年有实验性的文章,甚至非常感性,把散文诗化、电影化,像镜头一样。我另外一个和五四初期散文不同,就是提倡文章里面真的有思想,有观念,甚至有些妙趣。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成了你的一个符号?

  余光中:早年来台湾的乡愁就是因为离开大陆,到了美国之后乡愁也包括台湾。1992年,北京社科院请我回去演讲,我写过一些回乡诗。回乡不是一往情深,要写一些现实,要有沧桑感。中国作家都有一点乡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后的上海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后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时间变化,也会带来乡愁,乡愁也包括历史文化,也不仅仅是地理,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还取决于时间。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会给大陆读者一个很深的观感?

  余光中:因为《乡愁》那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大半人也不会去追踪我的其他诗,所以《乡愁》就等于我的一张名片,它垄断我的观感。这张名片大得把我整个人都遮住了。其实我的作品把乡愁拿掉,还很多彩,只不过大家都已经有这个观感了。比如说,我去大陆演讲,说:“今天不讲乡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已经造成了。可是真正的评论家,读过我很多作品的人大概不会这样看我。

  实习生罗利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时代周报
编辑: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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